一般来说, 词与物的互动产生指称 ,词与词的互动产生结构意义, 人与词的互动产生意向意义。而原文中的词语与译文中的词语也存在着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是让原文和译文实现同一关系。然而这种同一关系作为具有强烈的审美特质的诗歌翻译来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同一,也像言内认知性辞格所实现的言内同一性关系一样,属于相似中的同一、相近中的同一和自变中的同一(刘大为 2001 :68 —118),是翻译主体审美经验介入的结果。 1 跨语命名 :原文和译文常规性同一关系的建立语言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事物命名 。语言可以为具体的客体命名, 如“ 泰山” 、“北京”等 ,这就是所谓的一对一的专名 ;语言还可以为内涵确定而外延不确定的事物命名, 如“山脉” 、“ 首都”等, 这些都属于属名 ;语言也可以为抽象的对象命名, 如“道” 、“ logos”等 。这些名称都是在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的命名活动的结果 。如果命名活动是在语言之间进行,那么语言又会多出一种命名方式 ,即语言对语言进行命名 。翻译活动就是译入语对译出语的命名活动 。对于译出语中的专名 ,我们大多用音译的方法命名 ,如用“Beijing”对应“北京” , 或者音加属名的方式命名 ,如用“Mountain Tai”对应“泰山” 。而对于属名来说, 由于它们属于拥有普遍性内涵的名称, 一般会有译入语与之对应,如 “mountain”对应“山脉” , “capital”对应“首都” 。而对于抽象的含有特色文化内涵的名称 , 命名起来就显得复杂得多, 须要借助并不体现在名称中的很多辅助手段才能完成。像为哲学术语命名就显得尤其困难重重。很多命名起初都是一种权宜性的命名 ,是通过后来围绕着这个命名不断充实起来的语境逐渐地界定了命名, 如把西方哲学中的 “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 。在“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中, “形而上”在这个最初的中国文本语境中的界定并不对应于西方哲学话语对“metaphysics”的语境界定 ,而是后来在被不断扩大的关于西方哲学的汉语文本中丰富了“形而上学”的内涵的情况下 , 拉近了这对名称的一一对应关系, 使它们同一起来 。同样地,对应于“being” 这个具有浓重西方特色的哲学词语在汉语中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命名, 如“在” 、 “存在” 、“有”和“是”等,至今对这些译名哲学界也众说纷纭 。在文学文本中也会相应地存在着上述的命名方式 ,但是上述跨语命名过程中有着强烈的语言共同体特征 , 也就是说为译出语所给出的名称必须被译入语的语言共同体所认可和接受, · 89 · DOI :10.16263/j .cnki .23 -1071/h .2005.03.015 也就相当于对于译入语来说译名必须具有高度的结构融入性。所以, 这种结构对应性的命名关系并不允许命名者(即翻译者)的经验特别是具有个体性差异的审美经验的干扰, 而主体的审美经验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中特别是诗歌的翻译中是不可或缺的。 2 主体审美经验从零介入到介入:言内命名与跨语命名中的三种同一关系在某种语言内部的命名过程中出现的最为初级的同一关系是概念间的结构对应同一关系, 如社会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番茄与西红柿、等边三角形与等角三角形 、旧金山与三藩市等。它们几乎是全同性的同一, 是臣服于语言结构的囚徒 ,属于结构对应性同一。但是为了摆脱语言结构的束缚 ,为命名增加生动性、形象性或说明性 ,突显被命名物 ,人们往往逐步地寻找更为具体的类比词。这种现象在一种语言内部常常发生,如“计算机”在汉语中就有一个对等词“电脑” , 把“爱读书的人”称作“书虫”等 。这些名称都是在单一语言内部中词对词的命名 。虽然这些名称不乏生动形象 ,但是它们已被语言约定俗成地接受容纳了下来,已经没有了新鲜感,不会给人带来认知上的突发感受 ,所以属于表达性命名 。在这种命名中词与词之间取得的同一是表达性同一(在纵聚合轴上的同义词集合中的语词同一关系也属此类)。而在文学语言中常常会出现一种隐喻式命名 ,这种命名是临时性的、权宜性的、一次性的、受语境限制的, 它不能即刻就被语言接纳下来 ,也就是它的语言结构融入性相对来说较差。当然, 如果被人们拿来反复使用 ,那么它可能就会逐渐地被纳入语言的结构中去 ,但这时也就不会给人带来新奇的感觉了, 最后可能就变成了陈词滥调, 也就从文学语言词语退化成为了日常语言词语。下面的句子就说明了语言的文学性是如何通过非常规的认知转换超越表达性同一关系的 : 天确实是不早了 ,但后生们仍在拖延着时间, 似乎要待到如铜盆的太阳哐嚓一声坠下山去才肯嫁到家。(《五魁》 贾平凹 2003 :205) 在这个句子中, “太阳”被命名为“铜盆” , 并且借助这个命名它带上了自己的不可能的语义特征 “发出哐嚓一声” 。这种命名所达到的是“太阳”这个被命名者和“铜锣”这个命名物之间不期然的同一关系。由于“太阳”拥有了“铜盆”的这个不可能特征而改变了人们对“ 太阳”的原本的认知惯性, 这种同一关系属于认知性辞格所形成的同一关系 (刘大为 2001 :30 —33)。要注意的是,这个命名活动只能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效 , “铜盆”不能无条件地以“太阳”的名称的身份出现在其他语境中,更不能以这种身份出现在日常语言的语境中, 否则就会被语言结构所接纳而变成语言的固有成分,从而就会失去了作为语言文学性表征的鲜活性和独一性。在一种语言内部 ,语词之间通过命名可以达到同一 ,这些同一关系包括概念间的结构对应性同一 、表达性同一和认知性同一。相应地,这些同一关系也会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命名活动中实现,只不过相对于语言内部的认知性同一关系,译入语对译出语的认同程度会弱一些, 因为这种同一关系的取得不仅受到译出语的语言结构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的牵掣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就是翻译主体的审美取向。对于语言和语言之间在概念结构上的同一关系来说 ,两个相同一的词语可以都对应于一个所指物 。李白的《关山月》一诗中的首联是 :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天山”作为地名 , 虽然不是今天位于新疆的 “天山” ,而是位于甘肃境内的祁连山,但在杨宪益的译文中仍然运用种(Tianshan)加属差(Mountains)的方式把它直接翻译了过来(杨宪益 2003 : 94)。原文和译文就同时指称“祁连山” 。这种同一关系因为有了都对应的确指物而非常单纯 。从中可以看出 ,译者是决无自己的经验感知融入到这些译名中去的, 因为这些词所处的语言结构关系已经充分地界定了它们 ,使原文和译文一一对应同一起来。当然, 这种对应关系所依赖的是专名的单指作用, 没有其他的语义特征附着在它们身上 。但是,如果专名有多个内涵包孕其中的话, 在翻译过程中就会发生语义特征的重心偏移的情况。在杜牧的《清明》一诗中, 首联是这样的 : 清明时节雨纷纷 , ∥路上行人欲断魂。在这里, “清明”应该算是一个专名 ,但是在下面两个译文中, 译者并没有按照结构性的概念对 · 90 · 应关系来处理, 而是选取了这个专名所包含的其中的一项语义特征 , 把翻译的重心落在这个特征上面 ,许渊冲的译文是: The day of mourning for the dead it' s raining hard ;∥My heart is broken on my way to the graveyard .(Xu Yuanzhong 1994 :138) 该译文的译者把“清明”中“祭奠死者”的语义内容放在了翻译的重心位置, 于是“清明”就被译为“the day of mourning for the dead” ,这种翻译不会改变人们对“清明”的认知, 只是突显了“清明”的一个语义特征(如果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常规性的认知转换, 用部分“祭奠死者之日”来代替整体“清明节”), 这种对应也是常规性地选取了像同义词组合那样把处于纵聚合轴上的可替换的语词进行相互替换。上述例子表明了译者的翻译意向:说明性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由此看来, 虽然这种翻译意向所造成的结果并没有像概念结构性对应同一那样取得原文和译文的结构同一, 但是这种翻译结果仍然没有超越对原文的解析, 是在翻译主体的审美零介入的状态下完成的。如果把原文和译文进行结构性地同一对应起来 ,恐难让译入语在结构上直接接纳这个译名。于是 ,译者就使用了变通手段 ,用部分代替整体的常规认知手段完成了翻译, 这样原文和译文所达到的同一关系属于表达性同一关系 。语词之间的单纯概念性同一关系的实现依赖的是概念思维方式, 到了表达性同一关系,其思维方式介乎概念思维和经验形象思维之间 ,而诗歌翻译中的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所达到的认知性同一关系依靠的则是审美经验思维。在西方思想发展历程中 ,所谓的同一指的是概念间的 、结构上的本质同一, 这种同一性观念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主流观念(王永祥 2001)。所以, 西方语言是概念性的、具有成熟而发达的范式的形式语言 。相比之下,中国的语言文字则更多的是借助由经验感知的外物建立起来的 , 于是就有人称之为“意象语言”(胡希伟 2003)。汉语语言的“意象性” 说明作为主体的人所要表达的“意”和经验感知所得来的 “象”之间也如同认知性辞格中的同一性关系那样存在着本体和介体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这种语言注重具体的物象 ,其结构性的 、形式性的逻辑抽象色彩相对淡薄;同时 ,汉语这种意象语言虽然启用自然世界中的物象来表情达意, 但又不止于自然事实世界而期望一种朝向价值世界的超越 ,那么在诗歌中这种超越体现在对审美价值的追求上, 也就是对“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的追求上(张世英 1997 :198 —212)。 “天人合一” 的至高境界其实就已经蕴涵着认知性的同一隐喻关系 ,这种境界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元隐喻” ,也是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话语的言说起点。在诗歌翻译过程中, 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体现了这种诗人的“原欲” ———通过为本体(原文)寻找介体(译文) 实现表征为原文和译文之间同一的“他”(原文或原文作者)与“我”(译文或翻译主体)的融通合一。尽管西方语言疏于对意象语言的运用, 但是在翻译中国诗歌的时候翻译主体却会有着对意象语言的自觉运用, 以期实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认知性同一, 同时也反映了翻译主体的强烈的审美介入意识 。唐朝诗人寒山有这样一首诗 : 生前太愚痴, ∥不为今日悟。今日如许贫, ∥总是前生做。今生又不修, ∥来生还如故。两岸各无船, ∥渺渺应难渡。这首诗除了最后两句中使用了“ 河岸” 、“船” 等意象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意象出现, 这样就加重了这两个意象的喻指分量 ,说明诗人并不是耽于用概念语言讲道理 , 最后还是使用形象具体的物象来总结对道理的言说。而这首诗的译者 Peter Stambler 并没有把前六句翻译成抽象的概念性语言与原文取得对应关系 ,而是在译文中为原文寻求意象性的介体, 使原文和译文形成本介体的认知性同一关系 ,实现自己对译文的审美介入 。 If you were so dim in a former life , ∥Today' s life won' t bring you light . If you suffer poverty' s sting , ∥Spread balm upon the life that once you led . If today you fail to find yourway , ∥You bequeath yourself a pathless wood . Two lives, two shores, a fast , broad stream , ∥ No sturdy boat at hand .Impossible ! (Stambler 1996 : 144) 在这个译文中, 译者分别为原文中的“愚痴” 和“悟”找到了能让人直接感知的“暗淡(dim)”和 “光明(light)”与其对应 ;为“贫穷” 附加上了具体 · 91 · 的感觉特征“刺蛰(sting)” ;用“ 找不到路(fail to find your way)”喻指“不修” ,用“无路的树林(pathless wood)”喻指“不修” 的结果 。在这首译诗中, 翻译主体为原文中的语词找到了介体 , 这些介体要么是具体的物象 , 要么是通过自变获得的感觉性特征 。显然, 译者在这里体现了强烈的审美介入意识 ,这种介入意识也同时符合原文语言的特征,即利用“象”来借指“意” ,这就是意象语言的显著特征。翻译主体的这种审美介入所造成的结果是让原文和译文构成了一种本介体同一关系, 这样就突破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纯概念间的对应命名关系,也放弃了委曲求全式的有少许经验(其实是知性经验而非审美经验)介入其中的表达性命名关系 ,而最终的结果超越了原有的概念所蕴涵的语义内容的局限 , 展现给读者的是全新的认知领域 。所以, Stambler 对这首诗的翻译是用译入语对译出语的认知性命名 ,其审美经验也同时圆满地介入进译诗当中去了。 3 原文和译文之间关系的紧密度:同一性梯度和审美性梯度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同一关系不能予以绝对意义上的理解,但同时也不能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翻译主体应该根据所翻译的文本厘定想要达到的同一性程度 ,根据不同的命名方式对所达到的同一关系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在用概念对概念进行命名时 ,由于这种命名基本上单纯地取决于本质性的 、固定的语言结构,这种语言之间的命名所取得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同一性程度相对地就较高 ;而在表达性的译文对原文的命名过程中,因为两种语言在结构层面上的一一对应性相对较弱,翻译主体只好启用常规性的认知手段对原文进行变通性的命名 , 在此过程中翻译主体的经验介入初露端倪 ,不过这种经验多半是认知性经验, 而没有审美经验的踪影在其中;最后到了认知性命名的时候 ,在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的突发介入下,原文所包含的固有的认知惯性遭到了破坏,译者自己的个人的认知内容突显译文之中 ,掺入其中的不可能特征打破了原文的语义特征的认知饱和度, 这种译者的审美经验的强行加入所实现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同一对译者的审美经验的介入有着相当的亲和力。相比较而言,语言之间结构性的、客观性的命名所获取的对应其同一性程度最高, 但是对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最为排斥 ,这种同一关系居于同一性梯度中同一性程度最强的一端, 在审美性梯度中则处于最弱的那一端 ;同时,在同一性梯度的另一端,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所实现的强制性的、人为性的原文(本体)和译文(介体)之间的同一性程度最弱 ,但对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则最为接受。而居于同一性梯度中间的则是介乎这两种跨语命名方式之间的表达性命名 ,其审美性与前者相比强一些 ,与后者相比弱一些。但是, 尽管如此, 人们不应该用同一性程度来衡量译文的好坏 ,既不能把翻译看成是一种机械操作, 也不能把它看成是天马行空的自由发挥 ,翻译应当是存在着翻译主体的经验特别是审美经验介入其中的创造性认知活动。